| 2億靈活就業者，最需要的是什么 |
| 發布時間：2025-04-11 丨 閱讀次數： |
百萬騎手上社保，又邁出關鍵一步。 日前，美團在泉州、南通試行養老保險補貼試點，只要月收入達到就業地相關繳費基數下限，無須簽署任何承諾或邀約、無參保地點限制、無時長單量限制、無跑單類型限制，均可享受50%的現金補貼。 這是自2022年美團進行“職傷險”試點以來，首次面向全類型騎手開放養老保險試點，也是首個由平臺推動的、批量向靈活就業群體直接補貼的方案，預計將覆蓋上百萬騎手。 這一探索，最終受益的不只是騎手，更是數以2億計的龐大靈活就業群體。 01、任何探索，都不能脫離國情而存在。 靈活就業人員不只存在于中國，“零工經濟”更是遍布全球，歐美國家對于外賣騎手是否屬于正式員工依舊莫衷一是，社保模式同樣千差萬別。 與歐美國家相比，我們的特殊之處在于全球規模最大的靈活就業人員、“城鄉中國”的人口流動格局、養老統籌地域壁壘的存在、就業優先的現實緊迫性……無不加劇社保問題的復雜性。 其一，我國共有7.34億就業人員，但擁有完整社保的僅占1/3，完全繳納“五險一金”的更是不到1/4，“全民社保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。
這倒不是因為社保覆蓋面不夠，而是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現實需求，對于不同層次的保險有著不同的優先級。 對于體制內單位來說，完整的“五險一金”是“鐵飯碗”的標配;對于大型企業來說，“五險”則是最基本的要求。 但對于靈活就業人員來說，醫保、工傷險的必要性最高，養老保險次之，失業保險可有可無，公積金意義有限。 因此，靈活就業人員上社保，究竟是向一部分人直接一次性配齊所有社保，還是面向更多人先從最緊要的工傷、養老保險入手，循序漸進，有待探索。 其二，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超2億人，多數都是流動人口，騎手更是如此。 根據調研數據，美團外賣騎手中，40%為跨省份流動就業，70%為跨城市流動就業，外來務工人員占比高達81.6%。
圖源：《北京社會發展報告(2022～2023)》過去40多年來，我國完成了從“鄉土中國”到“城鄉中國”的巨大跨越，形成全球規模最為龐大的人口大遷徙現象，大量流動人口以“勞動力紅利”撐起了城市的飛速發展。 在北上廣深的街頭，你能聽到騎手們天南海北的口音。只要付出汗水，就能拿到不亞于藍領工人的收入，但遺憾的是，很多人最終還是要回到老家養老。
然而，我國的社保制度尚未實現全國一體化，不同省份繳費基數、養老待遇截然不同，“在大城市交高標準的社保，回老家享受低標準的退休待遇”等擔憂并非杞人憂天。 更何況，社保最低繳納期限將從15年延長到20年，一旦斷繳，就無法享受完整的養老待遇，而養老保險目前僅實現省內統籌，一旦從大城市回到老家，養老金只能部分遷移，勢必削弱其吸引力。 其三，全國上千萬外賣騎手中，全職騎手占比很小，超過九成是兼職眾包，顯然不是傳統的社保體系所能直接覆蓋。
所謂靈活就業人員，顧名思義與穩定就業人員相較而言。 我國的社保制度，恰是基于穩定的勞動關系而來，企業與員工之間關系簡單而清晰，但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靈活就業人員，多數屬于“不完全勞動關系”的范疇。 靈活的就業與不靈活的社保，本身是不兼容的。 如果強制將騎手轉為全職，“進出自由，靈活就業”的需求就無從體現，也與靈活性、過渡性的職業特征相違背，并且還可能動搖這個“就業蓄水池”的穩定。 要知道，美國加州、西班牙、新加坡都曾推行過將零工群體轉為全職員工的方案，均以失敗告終。 因為把靈活就業倒退回傳統雇傭關系，導致就業的門檻會大大提高，最終導致企業減少用工，導致更多勞動者失業。 其四，調查顯示，七成外賣騎手“只愿意繳納500元以下金額”，他們也需要社保來保障將來的生活，但現階段不想為此付出太高成本。 這背后，還是那道最簡單也最直白的選擇題：是要當下馬上到手的真金白銀，還是數十年之后才能兌現的養老福利。 關于就業與社保的取舍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有句精辟的論斷： “牢記就業是第一福利，其次才是社保，不要本末倒置，不要為了社保而減少就業”。 套用這句話，對于騎手來說，收入是第一考量因素，社保當然也有必要，如果魚和熊掌不能兼得，自然要有所取舍。 可見，社保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，想要在收入與保障之間取得平衡，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創新。 02、2億靈活就業者，到底需要怎樣的社保? 四重基本“國情”的存在，意味著騎手等靈活就業者社保問題沒有“一招鮮”的終極解決方案，只能尋找平衡各方利益和需求的次優解。 黑板經濟學家最喜歡討論最優解，但真實世界往往只有次優選擇。現實社會是復雜的，利益主體是多元的，公共政策是面臨約束的，所有的解決方案必然都是有取舍的。 問題的一面，社保當然需要騎手。養老保險屬于典型的社會共濟制度，且存在不同代際之間的轉移支付效應，只有將更多年輕人納入其中，擴大養老金的總盤子，才能保證其可持續性。 問題的另一面，騎手同樣需要社保，無論是為“老無所依”的未雨綢繆，還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現實需要，社保遲早都會落地。 關鍵在于，騎手到底需要怎樣的社保：是強制保障還是自主選擇?是一刀切還是靈活彈性?是少數人的利好還是惠及上百萬人? 從各類調查報道和研究老看，騎手們普遍追求靈活彈性的就業空間，最在意的是真金白銀的到手收入，也需要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兜底，但又承受不起完整“五險一金”的負擔。 來去自由、生計收入、風險兜底，這種“既要又要還要”的訴求，一刀切的強制保障顯然無從實現，唯有靈活、自愿、彈性且有平臺或政府兜底的方案，才能滿足不同騎手的最大公約數。 美團在南通、泉州兩地城區進行的騎手養老保險補貼試點，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。 根據試點方案，對當月收入達到就業地相關繳費基數下限，且近6個月有3個月滿足該條件的騎手，美團以相關繳費基數為基準，補貼50%的費用。 以試點地區南通為例，當地靈活就業人員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基數為4879元，參保繳費金額最低為975.8元，只要騎手達到最低收入水平，即可獲得平臺487.9元現金補貼，可選擇就業地或戶籍地繳納，即使騎手幾個月之后就選擇返鄉，補貼也不必退還。 這意味著，平臺只訴諸于最直接也最有效的社保補貼，只要收入達到最低標準，不設任何其他硬性條件，“無前置資格限制、無參保地點限制、無時長單量限制、無跑單類型限制”，而將是否上社保、在哪里上社保、上多久社保的選擇權，全部交給騎手。 “參保自愿，平臺補貼”，從根本上解決了騎手們的三個后顧之憂： 既不必擔心為了社保而被困在全職員工的“系統”里，也不必擔心因為上社保而過多影響實際到手的收入，同樣不用擔憂跨地區流動導致的養老待遇降格問題。 擁有自主選擇權且無后顧之憂，自然能調動騎手參保的積極性;而靈活包容的參保補貼設計，能覆蓋更多騎手，也能從而讓更多人從中受益。 研究測算表明，按照“五險一金”的全面覆蓋模式，同樣繳費基數下勞動者和企業的共同成本約在36%。粗略估算下來，每為1位外賣騎手“兜底”五險一金的成本，能給3.63位外賣騎手進行真金白銀的養老保險補貼。 換言之，騎手社保的覆蓋廣度，和覆蓋深度同樣重要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團以泉州、南通為試點不是偶然。兩城都是萬億GDP城市，零工經濟相對發達，新形態就業人員眾多，且社保繳費基數介于一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之間，一旦試點經驗成熟，更易向高線城市、低線城市雙向推進。 同時，泉州的外賣騎手以本地人口為主，而南通則是外來務工人員的集聚地，騎手在就業地與戶籍地之間如何選擇，對于養老保險補貼的響應度如何，也能得到更為全面的檢驗，有利于進一步的創新探索。 可見，外賣騎手養老保險試點，不能只是停留于短期的政策應對，而要形成長期的、可持續的、可復制的制度模式。 同樣，不應僅僅著眼于騎手，能否讓2億靈活就業人員都能從中受益，更考驗公共政策的智慧和制度創新的成色。 03、靈活就業者養老保險破冰，有何意義? 靈活就業不是新鮮事物，在農業時代、工業時代就已有了雛形，近年來隨著人口大流動、數字經濟蓬勃發展而加速擴張，成為吸納新增就業、穩定社會民生的重要渠道。 據人社部數據，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已超2億人，占勞動力總量近四分之一，其中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形態就業人員超過8000萬人，占靈活就業群體的近40%。 如此龐大的人群，自然不能一直游離于社會保障體系之外。但規模龐大、發展迅猛且關乎就業基本盤的特性，又決定了任何改革都難以一蹴而就，而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前進。 早在15年前，國家層面就首次明確靈活就業者可自愿參保;2021年進一步提出勞動關系“三分法”，為靈活就業者參保掃清制度障礙。 2022年，指導美團等平臺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，僅美團一家平臺就已覆蓋600多萬騎手;按照政策部署，今年試點省份將由7個增加到17個;今年初，國家發改委又發文全面取消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。 同一時期，得益于新農合、城鄉養老保險的推進，我國社保體系日益完善，雖說全國只有1/3左右就業人員擁有完整社保，但最為關鍵的基礎醫療保險已覆蓋95%左右的人群，騎手自然也在其中。 調查顯示，騎手對于“五險一金”的優先級排序為工傷險、醫保、養老保險，對失業險、生育險、住房公積金的需求沒有那么強烈。 目前，與騎手切身利益關聯最為緊密的職傷險、醫保都已初具雛形，下一個改革的重心自然落到養老保險上。 從職業傷害險擴容到養老保險，從小范圍試點到全方位鋪開，從騎手向更多靈活就業者推廣，從“有沒有”到“好不好”持續升級，與“先行先試，小步快走”的改革方法論可謂一脈相承。 新的問題在于，為何是參保補貼? 今年年初，人社部有關負責人表示，靈活就業人員參不起、不愿參、不便捷并存，成為權益保障的重點，需要積極研究完善降低門檻，給予參保補貼等相關政策措施，盡可能地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險覆蓋范圍。 可見，給予參保補貼符合從官方到民間的探索共識，也與騎手工作靈活性、流動性、過渡性強的特征相契合。 要想降低勞動者繳費負擔，增強其獲得感，同時尊重勞動者的自主選擇權，提高參保意愿，在傳統“五險一金”之外尋求新的方案就成為必然。 事實上，不只是平臺企業，許多城市也正在通過補貼撬動靈活就業者參保的積極性，甚至將之作為從“搶人”到“留人”的重要籌碼。 廈門推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“益鷺保”項目，財政補貼50%保費;杭州將“西湖保”類公益商業醫療保險模式擴大到靈活就業群體，對于就業困難群體在靈活就業后給予一定社保補貼。 這是“受益者付費”邏輯的體現，也是城市對于流動人口“勞動力紅利”的積極彌補，更是對“投資于人”理念的積極貫徹。 靈活就業者對于平臺經濟的意義廣為認知，但對于城市同樣有著不容低估的作用——既是維系生產、流通、消費等經濟循環的重要主體之一，也是維持城市低成本運轉不可或缺的一環，而騎手等新形態就業人員，更是數字基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 近年來，許多省市開始意識到人口不是負擔而是資源，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更是創新者，而高學歷人才、普通勞動人口缺一不可，由此帶動搶人大戰從“搶大學生”到“搶人口”的巨大跨越。 就此而言，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問題，關乎勞動者個人，關乎相關企業，關乎社會，也關乎城市的長遠發展。個體選擇、平臺擔當、社會包容、政府參與缺一不可。 無論如何，一個尊重靈活就業者勞動價值的社會，一個用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托起外賣騎手尊嚴的制度，一個對外賣小哥有溫情且愿意付出的地方，無疑能贏得更多人的認可和向往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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